编者按：

近日，著名哲学研究员万里先生来国学院参观考察，万里研究员还给国学院的学生们上了一节“漫谈哲学治学之路课”，主要讲了自己了学习研究经历、所读过的书以及近几年研究的课题。万里研究员讲座生动精彩，现特将讲座录音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我的交流分享大概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我怎么走出这条路子来的，第二就是我读了些什么书，我的知识结构，第三是把我最近几年的某些研究和课题说一下。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长沙人，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附近的医院出生，三岁时到了长沙，所以也可以说我是地道的湖南人。四岁时，父亲去世了，此后家里生活比较苦，冬天很冷，也就只穿两件衣服。

我的父亲是位军人，母亲是为教师，我的精神可能就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但是行为就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她经常和我谈论一些唐诗宋词等等，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将进酒》，这些现在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心灵鸡汤，但是我觉得当时这些对我心灵的塑造，对我未来人生的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时候我就觉得虽然我是在那样一种环境，还是应该走出一条好点的人生道路来，我对钱看得很轻很轻，我在社科院时，我自己的国家课题费用是用在所里出成果等等，我把情看得重一些。

后来家里困难，母亲身体有病，连小学教员都没当了，母亲、姐姐、妹妹、和我四个人的生活没有着落，我就只好到社会上工作，遇到的所有问题，我全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解决。再后来我被招工到一个很小的工厂，我最开始是搞有色金属，在这里干了12年。1980年开始写一些学术方面的文章，那个时候刊物不多，1980年到1981年年底，一年半的时间写了21篇文章，70%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面系刊，偶然的机会被一个记者知道了，正好当时湘潭师专需要人才，把我从工厂直接调到了学校历史科搞研究，第二年1983年3月直接评为副教授，我就在那里又干了12年。到了1994年，由于我的家人和老伴都在长沙，所以还是想在长沙，就调到了长沙，在社科院哲学所一直干到退休。大概的经历就是这样。

真正读书是到了1970年，在长沙的厂里，这正好有一个机缘，我有幸认识了七月诗派著名诗人彭燕郊，我们有共同语言，他推荐我读文学史。后来我又读了前四史，有些精读，有些粗读。我做学问是从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入门，1973长沙古旧书店恢复营业，我就买到了前四史的《四库总目提要》，一本本地读，每本书都有个提要，这本书是说什么的，我就慢慢读完，读完我就有个印象了，主要是说了些什么，奠定了了我以后搞研究也好，做其他的也好，触类旁通。从这之后，我就知道大概在那些地方找资料，还有些什么资料，进一步选择性读一些书。天生我材必有用，要用还要有个好平台，工厂不是个好平台，环境好固然重要，学习得好更，文学史研究太多了，无论写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不能惊动人，史学研究也是，搞医学史正好是个冷门。我读药书知道了是什么药，中医药值得保护，我就开始学医，学医的人不知道文史，搞文史的不懂医，搞医学史必须懂医。后来，我投身哲学研究，我信奉唯物主义，于是我转入了佛教研究。

现在的佛教还传下来的主要还是两个分派，其他的总体来说很多的都没有了。禅宗与湖南的关系非常大，而且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关系非常大，我就做两个来看。为什么和湖南关系特别大呢？后来影响最高的就是南禅，所谓南禅和北禅，它是两种方法，一个是顿悟，一个是渐悟，南禅就是顿悟。六祖慧能在湖北的黄梅，在五祖门下得了法，他当时还不是出家人，后来他就传了一些弟子，其中最有名的两个弟子，后来就形成了咱们南禅的两个法系，一个就是南岳怀让，他后来发展的南岳系，也就是湖南南岳山，他在这里修禅；另外一个就是青原行思，就是江西的青原山，他就在江西那边分化，又传了一个系。有一天南岳怀让拿了块砖，在石头上磨，马祖道一就问他：“你在磨什么呢？”怀让回答说：“我磨镜子。”马祖道一又问：“一个砖头怎么能磨出镜子来呢？”怀让回答说：“那你坐禅又怎么能成佛呢？我的砖不能磨成镜子，那你坐禅也不能成佛。”通过怀让、马祖道一他们两方面，就传下来了两个系，后来形成了五个宗派，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沩仰宗，湖南潭州的沩山和江西的仰山，由他们师傅两个人成立，这就是第一个宗派。这个沩仰宗到了五代末年慢慢的就失传了，没有留下记录了。通过我研究处的统计，当时禅宗的整个重心就在湖南，那这就涉及到一些俗语，例如“走江湖”、“跑江湖”，所谓的“走江湖”也就是在江西和湖南间走来走去。而且，当时主要的禅宗的寺院都在江西和湖南，可以说80％都在这里。唐宋时期，离开了江西、湖南的禅宗就无法写入中国禅宗史了。

现在，我是有一些小小的学习经验和人生体验和大家分享。由于以前的知识结构，我对于研究国学来说，还是学的比较扎实的，我也不干其他的娱乐活动，只有看书，所以我写东西还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我在80年到81年之间能写出那么多论文呢？我大概算了一下，三个星期21天写一篇文章。怎么写的呢？由于前读了书和文章，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就把某一个问题的资料集中在这两个星期读，工作之余，再精读，再努力构思，再利用周六的晚上，通宵把初稿写出来。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再慢慢的修改，把论文完善写好，所以就是三个星期定一篇文章。后来由于读的太多了，这些资料很熟悉了，我还是会将遇到问题一个个记录下来，这些问题是都可以写成文章的。我有过“论文工厂”的称号，但我可以坦然的说：我写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没有重复的，而且每一篇文章不重复别人的。做学问的开始我就有这样一个思想：如果抄袭了，或者某一个东西考证错了，我就永远地定在这个错误上面了，这个传播出去的纸张是不能销毁的，所以每个资料我都非常严谨的对待，反复推敲。现在如果是突击的写文章，大概就是三天一篇，而且我从来没有1万字以下的文章，都是1.8万到2万多字数的，一般一天写的少就是7千多字，写的多就1万多字，三天写完一篇，写完了就休息两天。我会还保留下来了许多手稿，在1997年，我写的一本书的手稿，那本书是42万字，我是用2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我记得我每天我写完了之后，我就把日期写好，今天写到这里，我就记到这里，所以好统计，我写好了之后我就交到那个打印的地方去他就帮我打印出来，第二天再写，还要看昨天打印的情况。我还记得我写那个书的时候，是春天，下着小雨，写到半夜凌晨三四点，我就站到阳台上面，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我就想到其中谈论的一些中国古代的问题比较沉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沧桑了许多。

所以我做学问的历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