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衍先生字叔伊，號石遺，晚年稱石遺老人，是近代著名的詩人、學者和教育家，今福建福州人。生於清朝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卒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享年八十二歲。
先生自幼聰穎，雖家貧而致力於學，當年少而堪稱博聞强識，在鄉里有“神童”之稱。先生少時讀書深得其父陳賓鹿笙公嚴格教誨，從經史入門，只十歲而遍讀《易》、《書》、《詩》、《周禮》、《左傳》、四子書等。又好詩詞文賦，常竊讀默誦之，爲其日後工於作詩打下良好基礎。然天意弄人，先生自小無母，至十歲又喪父，自此即從諸世父、姑父讀書。期间已學作詩，且多讀秦漢六朝人文，以習舉業，至各代佳文與長篇賦文如《两都》、《哀江南》等皆可倒背如流，《石遺室論文》之精切大概亦得益於此。十九歲娶富商家女蕭道管爲妻，石遺夫人亦聰穎好學，素有才女之稱，婚後師從先生，以至成爲先生終生之學友，撰有《戴花平安室雜記》、《說文重文管見》、《列女傳集解》、《然脂新話》等書。先生之青少年時光多於家中自習治學度過，自三十歲（一八八六年）始旅食四方，先後入臺灣巡撫劉銘傳幕，任湖南府試總襄校，入江南製造局幕兼廣方言館教習。時張之洞督两湖，理新政，以經術文章號令天下，聞先生之才，邀其任官局總纂兼两湖書院教習。先生遠見卓識，提倡設官錢局，又諫言盛鑄新銅元，數年間金融秩序漸趨有條，且獲利不菲，致百廢俱興，財用不乏。一九○九年，先生入京，任學部主事，兼禮學館纂修，主持京師大學堂經學講席。一九一六年，應福建省長許世英之聘，總理編纂《福建通志》，先生立定體例，廣蒐博採，編成後全書共六百卷一千萬字。一九二三年，受聘爲厦門大學文科教授。一九三一年，應唐文治之請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講席，時年七十有六。第二年，又與章太炎、金天翮等在蘇州籌組國學會，並主編會刊《國學論衡》，雖高齡仍孜孜不倦，直至一九三七年夏病逝於故鄉福州。
先生數十年如一日治學，其成就之高不言而喻，於文學上影響尤大。就其散文理論來說，後人多將其歸於桐城後學，實不盡然，先生有欣賞桐城文章之處，且多與桐城大家林琴南、馬其昶等人交好，卻並不師法桐城，而是自有法門。先生《五言四十韻哭畏廬》曰：“論文常訾我，自昔荷齗齗。反以報君施，寸意徒拳拳。君始學駢儷，記醜紛斒斕。既而騁論議，慷慨經世編。既而五七言，擊鉢鏗騷壇。後皆舍之去，專攻散體文。久之乃自命，柈湖柏梘間。秘鑰矜昌黎，閼抑不使宣。我進以樸學，君謂道已分。我更以哲學，君謂非道原。桐城有師法，吞吐出半山。七王三歐陽，翛然一丘樊。”又其《送陳劍潭南歸序》曰：“桐城人士多以文章負異於衆……而識陳君劍潭……則不守桐城師法，慕太史公、班孟堅之言，其至者，權奇動宕，恣肆自喜。馬、姚二君於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余亟稱劍潭之文，世人疑信將半。”桐城文人尊唐宋古文，而先生推學唐宋古文所學者，即先秦、两漢之文，這與桐城派不免有所關聯，但細究起來，卻是不同於桐城派的。陳步在《關於陳衍的學術思想》中論先生之散文有言：“陳衍自己文章重事實，有什麼講什麼，講完就完，不作紆迴蓄縮，他的文采依情況而定，辭賦遊記稍爲華麗些，議論文章很質樸。有人說他的文章沒有‘家教’，我看若以客觀事實和表達方式爲‘家教’也未嘗不可以說。”此亦可從一面證明先生之古文理論。先生於文學上成就，詩學理論更多，其詩學“三元說”，即將詩之盛分爲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三期，影響頗廣。此外，先生被認爲是“同光體”詩學的代表，更有詩壇“六百年來一人而已”之美譽。關於先生的學術思想，可能因爲一些非學術的原因，後人研究者很少，但其考據與詞章兼而治之的樸學主張仍有其現實意義。此外，先生於經濟學、美食方面亦頗有造詣，世人稱奇。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涉及領域多且研究層次深，常不拘一格，自有獨到見解，爭附者多不勝數。其主要著作有《石遺室詩集》、《石遺室文集》、《尚書舉要》、《周禮疑義辨證》、《禮記疑義辨證》、《考工記辨證》、《考工記補疏》、《說文舉例》、《說文解字辨證》、《音韻發蒙》、《通鑑紀事本末書後》、《石遺室論文》、《史漢文學研究法》、《要籍解題》、《戊戌變法搉議》、《倫理講義》、《福建方言志》、《貨幣論》、《烹飪教科書》、《石遺室菜譜》等等，此爲其專著，先生另尚有輯著三種，譯著五種，主要關涉地方誌與商業方面。二○○一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陳石遺集》，收先生之專著，分別涉及詩集、文集、經史、小學、文論、目録、經濟、烹飪等各著十八種，爲目前比較齊全之版本。
先生自三十歲入世以來，先政後學，奔走於南北四十年，於政有績，於學有成，其子陳公荆於其《年譜》前云：“家君官不及五品，舉不過乙科、特科，而生平學問事蹟，關係數十年來學界、政界者不小。”可謂確評。
《石遺室論文》
《石遺室論文》按時代分爲五卷，分別是上古至周秦、两漢、三國六朝、唐、宋五個時段。五卷內容多寡不一，两漢賦多，唐代文多，故第二、第四卷所論最豐，而其餘三卷則略顯單薄。《石遺室論文》選文謹慎，評述精練，故全書字數不多，僅五萬餘言。論文體例主要爲選引一段或一篇古文以作點評，但不一定拘此格，卷首時有某一時代之總評，又或合數篇章比對而論之，論文主要以歷代文章爲主，但又雜以各時代之作者爲線索串連而下，脈絡頗明朗。其書開篇先評各選家之優劣，直言姚鼐《古文辭類纂》選文自史漢列傳及諸子百家之中，情有所原，“然未敢及經也”，則惋惜之情頓現。次又言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乃選及經、子，凡各體文，皆推原其本於某經某篇，甚允當也”。此開篇數語，看似是評古人選文之優劣，實則借評古以明先生論文之主要標準：以經爲宗，推原其本。標準既明，下則以此標準選出上古至宋文之經典段落、篇章，或以文論文，或三两比對，或追溯本原，或窺其新創，以三言两語道出文之要點本質，可謂精妙。
第一卷上古至周秦，遵其標準從經始，以本原論，以“《尚書》爲中國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國第一部古文”契領，後分史學、文學两方面分述後世《天官書》、《律曆志》、《職官志》等如何本於《堯典》、《舜典》等各篇章，而典謨、《禹貢》、《金縢》等各篇如何開後世傳狀碑誌、記傳敘事之體。次及《左傳》、《小戴記》，言“《尚書》外，文學分两大宗，曰《左氏傳》，曰《小戴記》，皆各極文章之變化”。其後則分別以《左傳》、《小戴記》爲例，各選精彩段落點評之。如此論法，從文之本源說來，順流而下，言簡極而脈絡清晰，滴水不漏，讀之不禁豁然開朗，較其他論法更覺清爽明白。先生論《左傳》，主要從戰爭描寫處說，左氏所述戰爭雖多，然宏大而精彩者不過七八處，先生評者即有“邲之戰”、“鄢陵之戰”、“城濮之戰”、“韓之戰”、“鞌之戰”五處之多，以戰亂複雜場面之描寫爲最見作者筆力處也。論文或從繁論，明以線索貫之則敘繁而不紊；或從簡說，贊文之極簡而敘事之無窮；或就線索言，析左氏章法之詭譎；又借《公》、《穀》相較而論，出《左氏》文法之虛實相生，皆切當肯綮。先生於《小戴記》論述不多，但所論絕不含糊，皆斬釘截鐵之言，如“《月令》全出《呂氏春秋》，《三年問》全出《荀子》”，“《檀弓》多用複筆，然嫌其過於作態”等句，令人茅塞頓開。於秦文則只蜻蜓點水指《呂氏春秋》、《商君書》與李斯諸文，用墨極少，然不疏略，正是先生論文滴水不漏之處。
第二卷两漢，依舊從本原入手，說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本《史記·陸賈傳》，並一一對舉，終評“陸說尤質直耳”。次評賈誼《陳政事疏》、《過秦論》，前者就長篇文之建構，條分縷析，雜以曾國藩、真德秀、姚鼐等評家言而批評之，認爲其高屋建瓴之佈局本自子書，“《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之九經，《孔子閒居》之五至三無皆是也”，其見尤深。後者就長篇巨製之開闔擒縱論，言《過秦論》之氣勢雄峻恰在於其“縱之愈遠，擒之愈見有力”。又論駢偶文字，駁“今之論文學源流者，以爲始於西漢之相如、子雲”，而上追至李斯、賈誼、鄒陽等人之文，可謂挖其根源。次論晁錯之學兵家之言，賈誼、董仲舒之學孟子等設譬。從設譬言及後代之陸贄、東坡，爲理清論理用設譬之線索，不完全拘於時代之限，而一脈講來，又見先生灑脫之處。緊接其上於賈、董二人同處又開出不同來，說“賈茂董醇”，尤細論董仲舒行文之含蓄委婉。論淮南王安文因集衆賓客言所成，極爲繁複，而有其可取處，亦有其不可取處，石遺先生一一道來，甚至論及修正之法，可爲後世學文之人用。同是書札，於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先言“生古人後，於古人文章佳處，不禁效法，然貴能變化，求其神似，勿徒求其形似，則善矣”，破世人學作文之呆處，於司馬氏之《報任安書》則總提其“用加倍寫法，使人動聽”，一語中的。論《漢書·李陵傳》，從不同側面將其與太史公之《項羽本紀》、《趙世家》《伍子胥列傳》相比對而說，明明班固文是主，史遷文爲賓，而用史遷文字更多，此則似論班固文巧，而實贊司馬文工，乃石遺先生論文之委曲而見遠處也。論及路温舒之《尚德緩刑書》則贊寫酷吏之窮形盡相。陳湯、甘延壽斬郅支單之事，劉向、谷永、耿育三人皆作文，石遺先生將三文兼而論之，求其同中之異，而各得其千秋，實屬難得。論及劉向《論起昌疏》、賈讓《治河三策》、《漢書·金日磾傳》、朱浮《與彭寵書》及馬第伯《封禪儀記》等文，皆不導襲前人看法，能獨出機杼。
第三卷三國六朝，首論陳壽之《赤壁之戰》，亦陳其來處，繼論諸葛亮說孫權之機竅，方知石遺先生所贊非陳壽，乃孔明也。果然，其後則論武侯之文。又不正面說之，卻先列曾國藩、姚鼐、蘇東坡諸人言論，而後方引出自己見解，以文章風格論，兼及曹操、孫權之文，以證“此表中段，的是三國時文字”。次又以《後出師表》之文氣非諸葛不可出，而消衆人疑偽之心。先生一再破疑，對諸葛文辭之讚美毫不吝嗇，與諸葛之人格品質不無關係，此亦與先生宗經求原之論文標準相表裏。於三國六朝文，諸葛亮是重點，次論有曹丕之《典論·論文》，沈約之《宋書·謝靈運傳論》，可見其對駢文俗麗之厭惡，然不一概而論之，能做到評價公允。後論散體文，以王羲之《蘭亭序》中“絲竹管絃”一語入手駁《昭明文選》選文之不當。余論陶淵明之《桃花源記》，詳論其線索之細密，尤精彩。
第四卷唐，唐文甚多且不乏佳作。此卷論述仍從本原入手，論元結、杜甫復古之功。言元結《大唐中興頌》之學《左傳》，先論《左傳》“惠西元妃孟子”一段，述其法度，明“作文所以貴通經也”。次論韓愈《答李翊書》與《進學解》，二文參觀論之，以求韓文真相，“蓋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此即韓昌黎之復古，乃两漢之古，終不及元次山，復上古之古。雖如此，並不一概抹煞韓愈文之佳處，對其設譬之妙亦不吝贊美之辭。於此先生引出一番議論：“作散文者斷莫能外，蓋多讀書，多見事，理足而識見有主，然後下筆吐辭之際，淺深反正，四通八達，百折不離其宗。如山之有脈，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則峯巒之高下，港汊之短長，枝葉之疏密，無不有自然之體勢。”此一段論作文之道，既言理又設譬，本身即優美文字。由韓愈之《答李翊書》引出柳宗元之《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與李翱之《答王載言書》，認爲後二者爲上，而論柳文，並非一味稱好，分別點出其好處與不好處，評其語之失確云：“《穀梁》焉得有氣，《國語》無甚趣，《孟》、《荀》豈能並論，《太史》非以潔見長。必從爲辭者，皆强作解事也。”爲辭而强解事，多爲作文者所共有之病，先生於此直言指出，後學當引以爲戒。後論韓柳文甚詳，主要從二人摹仿上古文字說，且駁桐城人之揚韓抑柳，獨樹己見，與時風相左。卷四論文以韓柳文爲主，所涉頗多，於二人之論辯文、書札、雜記、碑文等皆有評語，然不拘一格，對二人的各有褒有貶，如論柳文之過韓文處，列出五條曰：“柳之不易及者有數端。出筆遣詞，無絲毫俗氣，一也；結構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資高，譏見頗不猶人，三也；根據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記誦優，用字不從抄撮塗抹來，五也。”又論韓愈文之過人處曰：“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脫化其面目。”然終覺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後論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之俗，曰“大略昌黎文之不佳者，以此序爲第一，俗不可醫也，《獲麟解》爲第二，淺陋無味也”，用語可謂犀利毒辣。由韓愈又引出學韓文者李翱、皇甫湜二人之文，以二人所撰之《韓公行狀》、《神道碑》、《墓誌銘》各節録對比而論，指“李得其正，皇甫得其奇”。論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一文，以其學韓愈而艱深奇澀，難以句讀也。末論孫樵之《梓潼移江記》、《梓潼移江記》、《書何易於》等文，於《書何易於》之文法尤贊之。
第五卷宋，開卷論及文章之姿態，“文章之有姿態者，皆出於論説。《尚書》惟有《秦誓》，《禮記》則《三年問》，實《荀子》也，《檀弓》作態太甚，《左傳》則滋多矣，《莊子》之‘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二語風神絕世，《太史公》則各傳贊，皆以姿態見工，而《五帝本紀》、《項羽本記》二贊尤有神，傳文莫如《伯夷列傳》。”既從先秦經典說來，又引世人之稱歐陽修學韓昌黎而反駁之，謂韓文有神味者少，歐公實學《史記》，下則以《豐樂亭記》、《美堂記》、《峴山亭記》等爲例，細論歐文之風神。又論東坡《淩虛臺記》、《超然亭記》、《赤壁賦》之地理文字本於《尚書》、《左傳》諸書。而總論宋數位大家文曰：“歐公敍事，長於層累鋪張，多學漢人晁錯《貴粟重農疏》、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班孟堅《漢書》各傳，而濟乙太史公傳贊之抑揚動盪；曾子固專學匡劉一路；蘇明允揣摩子書；與長公多得力於《孟子》；荆公除《萬言書》外，各雜文皆學韓，且專學其逆折拗勁處。”雖不直言褒貶，然剖析其源流而各見其優劣。後各自選文舉例說明，亦皆從本原說來。
石遺先生治學以經史入門，自幼即對經書爛熟於心，故其論文以經爲宗，追溯本原，這包括两個方面：一曰文法，二曰義理。後世之文宗此二項而能變化之則謂之佳作。與大多批評者就文論文不同，先生更強調的文章之源流與正宗，故於刻意求新求奇者不太欣賞，如此論文之法，雖中規中矩，卻自有一股浩然正氣充斥其間，乃歷來文章之正統，可爲初學作文者之入門教材。
《石遺室論文》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第十四本，由無錫民生印書館初版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後無再版，今應恩師傅宏星之邀將其重新整理出版。鑒於民國時期文言著述之通例，整理之時，只將舊式標點轉化爲現代標點，仍保持其繁體原貌，對於書中偶有錯字非影響閱讀處以脚注指出，文中概不校訂，以窺其原貌。
彭敏
辛卯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