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卷 第2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42 No.2
2021年4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pr.2021
明清两代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
向薛峰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明清两代在历朝的基础上对濂溪故里进行了新的开发与保护，且带有特殊的时代性印记，颇具研究价值。文章以现存三幅碑刻为中心，通过地方志等文献记载，在与学术热点相结合的基础上，概述了明清两代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为周敦颐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是当今如何对濂溪故里进行开发和保护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周敦颐；濂溪故里；濂溪祠；摩崖石刻；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21）02-0001-01
一 引 言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出生于道州营道县营乐里，后名濂溪保，即“濂溪故里”。根据宋代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道县爱莲堂《周氏家谱》、魏了翁《长沙县学祠记》，周敦颐先世徙居的情况大致为由汝南而青州，由青州而襄阳，由襄阳而宁远，由宁远而营道。始迁宁远者为周敦颐十二世祖周如锡（魏了翁认为是周崇昌），迁营道者为周敦颐曾祖周从远，周敦颐祖先迁至道州既已十二世，周敦颐的故里自然是道州营道了。[1]P31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一位圣人；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历代廉政安民的典范；在中国学术史上，发宋明理学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爱莲说》《拙赋》《养心亭记》等千古名作。所以周敦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从时间上来讲，从宋代一直到今天；从空间上来讲，其思想学派沿衍各地，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还影响着东亚各国，形成了一个“理学文化圈”。周敦颐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各方面，而且随着其影响越来越大，政治层面也就越加重视，又不断拔高他的地位。这种良性的循环发展有着诸多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道州知州向子忞创建濂溪祠，绍兴二十九年（1159）胡铨作《道州濂溪祠记》，开始对濂溪故里进行开发。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道州知州董与幾创建濂溪书院，魏了翁作《道州建濂溪书院记》。嘉定十三年（1220）经魏了翁上奏，赐谥周敦颐为元公。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加封周敦颐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与朱熹并从祀孔子庙，这是周敦颐地位的又一次显著提升。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加封道国公。历宋、元、明、清诸代，无论汉人立帝，抑或外族入主，都于周敦颐褒荣有加，其官学地位始终不变。[1]P394自宋以后，历代也一直对濂溪故里进行着保护与开发。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宋以来读周子书风气极盛，以讲周子之学的濂溪书院和奉周子之祀的濂溪祠相继大兴，修建故里濂溪祠、道州濂溪祠、道州濂溪书院、永州濂溪书院等，[1]P395甚至于保护濂溪故里的山石草木，以昌教化之本，发崇圣之功。
现今要对濂溪故里进行开发和保护，也应当参考和借鉴历史上的做法。从留存文献资料多少和历史价值高低的角度来看，明清两朝最具代表性。因为时间距离当今较近，留存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较多，少有因年代过于久远而毁坏或失真。而且明清两朝大量编撰地方志，总结本地方的历史文化情况，记载和补充了不少信息。从明代开始，周敦颐文集有了大量新的编刻，且形式更为丰富，不但延续了宋本的别集体，甚至于出现了众多版本不同的《濂溪志》等材料，记载大量有关濂溪故里的信息 [2]P5。那么以有关濂溪故里开发与保护的三方摩崖碑刻为中心，可以对明清两代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进行深入探讨。此三方摩崖碑刻分别是明朝万历三年《书新濂溪祠成》碑、清朝嘉庆十一年濂溪故里《封禁一带龙山》摩崖石刻、清朝光绪元年濂溪故里禁凿山脉告示碑。
二 明代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
明代在宋、元两朝的基础上对濂溪故里进行了新一轮的开发和保护。这体现在诸多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相较于保护，着力点实在开发。这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过去对濂溪故里的重视程度并不到位，百废待兴。除了学说学派影响的继续扩大，对濂溪故里进行建设也势在必行，重视圣贤生长之地就是重视圣贤本身。所以此段时期内不仅大量修建有关周敦颐的建筑，而且在各方面对有关周敦颐的一切进行重视、记载和传播。这在地方志、《濂溪志》等文献中得到诸多体现。“刘禹锡《记》云：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其言是也。况州为濂溪故里，《图》《书》宛在，风月依然，必有潜心理学之士。”[3]
明代对濂溪故里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和改造，并有所记载和体现。包括建牌坊、刻碑文、修缮濂溪书院、濂溪祠、风月亭等等。其中记载最多的莫过于濂溪故里坊、濂溪祠、濂溪书院等濂溪故里的标志性建筑，因为这直接表明了建筑本身蕴含的象征意义。“濂溪故里坊，在北门内，为周濂溪先生设，旧名道学里坊。”[4]“濂溪故里坊，在北门内，明巡抚韩文立。”[5]“濂溪故里坊，在北门内，为宋周濂溪先生建。旧名道学里坊，今废。”[6]虽说这些记载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同时都表示明代官方对濂溪故里的建设性活动。此外还有一些对周敦颐高风亮节进行宣传的建筑，譬如风月亭“在濂溪故里道山，明知州方进建”[3]。这些以和周敦颐有关典故命名的建筑和景观，是对他的一种纪念，同时更是对濂溪故里精神内核的一种补充和丰富。
这种补充和丰富濂溪故里精神内核的行为更体现在统治阶层和士人群体在濂溪故里留下的游记、诗文以及对周敦颐的具体纪念活动等等。王会《濂溪故里》诗曰：“岌嶪道山岑，攀跻叹陟绝。下有洙水源，伏行此荡潏。三冬浮紫烟，六月翻素雪。泠泠满洛川，关闽洒余洌。我来愬其源，于焉聊一愒。坐石濯尘缨，睠言怀往哲。”[7]另《濂溪故里图说》有云：“道州西一十五里安心寨，濂溪先生实生于此，西石壁上有古刻二大字，曰‘道山’。”[8]王会字咸亨，号一川，福建漳浦人。嘉靖二十三年任道州知州，访胜求古，对道州山川风物多有命名，重文教，尤推重濂溪。钱邦芑《月岩记》：“游月岩还，夕阳西下，止宿廖氏村庄。次早循濂溪北岸，归十五里，望见濂溪故里，在水之南。乱流而渡，未半里，为马鞍山。山下为楼田洞，居人数十家，皆先生后裔。前有先生祠，正堂三间，供先生像；又拜亭三间，门屋二重，乃万历四年州守罗斗所修，碑碣如新，而庑秽不葺。悲哉！是谁之过与？”钱邦芑《游濂溪故里》云：“悟得羲皇一画先，可知文字失真传。于今亲见濂溪水，焚却当年注易篇。”[4]这其实表明在对濂溪故里进行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没有从细微处入手进行保护和更深层次的内涵发掘；也表明在某些方面存在有开发过度的情况。张勉学《谒濂溪故里祠》：“溪上悬明月，年年草色深。山川邹鲁脉，俎豆岁时心。水洁缨时濯，亭虚风自吟。拜瞻犹未已，潇洒绝尘襟。”赵贤所作《濂溪故里》二首，其一曰：“营道多幽林，月岩最奇特。行行十里许，中有濂溪宅。”其二曰：“莫春风月佳，仿佛临光霁。豸岭间龙山，徘徊夜忘去。”[4]“明代罗洪先，吉水人。寓州时有谒濂溪诗，并题宗子宅曰‘特恩堂’，匾额现存。”“李渭，铜仁人。仕广东参政，隆庆五年讲学石鼓，久之自衡岳、九疑访濂溪故里，衡士多从游者。”[3]这些诗文同时也记载了对周敦颐的具体纪念活动，再现了濂溪故里的盛景，是该地风物兴盛的见证。
作为另一标志性建筑，濂溪祠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同时又融于濂溪故里的普遍风貌之中。现存于道县濂溪祠的明朝万历三年《书新濂溪祠成》碑既不见于方志记载，也不见于金石著录，而从碑刻内容出发，无论是文化意义还是文献价值，都值得特别关注。现将碑文整理如下：
书新濂溪祠成
余奉抚台赵公命更新濂溪书院，工既成，家孙博士君欲因简碑为余记其事。予曰:“新濂溪祠易，新濂溪学难。君世其业，试与商之。”昔明道云:“自舂陵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此便是见得天理流行处。”又云:“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须是自家体贴出来。夫天理是学问根原，惟其见得如此，是以便能体贴得出，此便是‘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夫善学濂溪者，莫若明道，令其言若此，循之，顾不可以新其学乎？姑书之以复博士君之请，且以就正于志学者，庶不负抚台作新之懿。若夫纪工之刻，待故里功成，当别有记之者。
皇明万历三年春吉，西蜀后学何守拙书。
何守拙字望湖，简州人。“少从大学士赵贞吉讲学，贞吉学流于禅，守拙较平实，颇斥释老，以岁贡考取为知县。时隆庆三年，贞已入阁，有重望，大吏亦善视守拙，守拙得以发摅其才。凡所为，毅然行之，皆克有成立。仰濓祠以祀周子，申免宋周尧卿裔丁役。公暇，与县士徐时述、蒲以慎讲学，因以稔知县中利病，县以大治。在官八年，都御史赵贤荐升云南禄劝州知州。前令何朝佩有治绩，守拙志而刊于甘棠之石。”[9]“濂溪祠，在学宫东，知县何守拙建。”[4]至于新建此濂溪祠的缘由，赵贤有记：“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人，今永明为道州属邑。岁甲戌，余观民至道州，谒先生祠下，读朱文公记先生事，郁乎详哉。乃永明令何守拙则进而请曰：‘先生里居去邑甚迩，而邑人又多先生族姓，邑中又有先生所常游览之处，乌得无专祠祀先生如州也。邑庠之旁有浮屠氏废宫，请即其地，建仰濂祠，以系邑人之思。’余曰：‘可。’久之祠成。”[5]
此块石碑不仅记载了建成濂溪祠的经过，而且立意十分高远，明白“新濂溪祠易，新濂溪学难”的道理，同时这也表明何守拙兴建濂溪祠并非单纯是为了祭祀周子，更为重要的价值是教化。从明道学于周子出发，揭示“天理”之理，呼吁志于学者起而行之。当然这则石碑还有着其他方面的价值，它体现了濂溪故里真正精神内核之所在，并非单纯“新濂溪祠”，而是“新濂溪学”，这正是明代对濂溪故里进行开发和保护的原因与期待。
三 清代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
清代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主要在明代的基础上展开，愈用明代之巧，亦补明代之拙。是在明代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清代相较于开发，着力点实在保护，而且更为重视建设濂溪故里的精神内核，大力宣传理学思想。在研究周敦颐著作的同时，兼顾后人记述和对濂溪故里的建设，这也是溯流探求“濂溪由来”的一种关键方法。在吴大镕主编的《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中，道州牧方琼所作《刻濂溪遗芳集序》里收录的周敦颐第十二世孙翰林博士周冕之言云：“《图》《书》虽天下共究，濂溪虽天下所共闻，然我舂陵之所谓濂溪，所谓月岩与营道者，人之未见；爱莲有池，池上有亭，亭池上下有光风霁月，人未之玩赏；我祖吟咏性情，爱莲有说，示拙有赋，思亲之类有诗，及其既往，上而追封有质，下而奉祀有祠……经舂陵，睹遗迹而慕濂溪者，称赞有佳句……”[10]这是明代如何对濂溪故里进行建设的探索，而清代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濂溪故里进行建设，提供道学载体，传播周子思想，继承先贤精神。
清代不仅优恤周子后裔，诏修祠墓，皇帝御书赐额匾，亲写诗文题咏、注释等；还有各级官员不同地点的春秋享祀祭奠，这期间产生了大量宸纶、公移；更有其后裔的相关诗文也间接传播着周子学说，文人在不同地方写作的诗文歌咏、濂溪祠记、书院记、序跋等也都是对濂溪故里的开发建设和保护。[10]P56此外，清代更将濂溪故里的建设和“濂溪家风”的传播合为一体，传播周敦颐“清廉守拙”的家风，通过建设濂溪故里熏陶滋养和保持着“爱莲”“守拙”的传统，且时刻督促周敦颐后世子孙要“以莲为鉴”，不要“弄巧”，为人要清正廉明，洁身自爱。“周学价，濂溪故里楼田人，元公二十二代孙，年五十，读书明大义。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贼窜踞洪家宅，官兵出剿，价随助仗，被执诱之，从不应。拥见贼头不跪，从容指其心曰：‘我这点如铁石，毋多言，有死而已。’贼剖其心，易以石曰：‘此铁石心也’。”[3]这即是官方对周子后裔能够深明大义的褒奖和宣传，表明了清代更为重视濂溪故里精神风貌层面的建设。
清代还利用与周子相关的名胜古迹来教化乡人，在濂溪故里建立学宫，利用书院、义学等，从教育方面来启迪乡人，继承先贤之志向。“大富桥，在濂溪故里，周子钓游地，宋咸淳中建，赵栉夫记。”[3]“《大富桥记》，十八行，正书，在濂溪故里祠大门之右，亦翟斗南所搜得者，惜工人草率不尽明显。姑就所见录之濂溪八景，一曰石桥晚钓，即此桥也。”[8]“濂溪故里祠，书院，谏议祠”，“西乡义学，一在濂溪故里右，一在小水洞。”[3]清代陆增祥撰，陆增辉校录，刘承幹复校《八琼室元金石偶存》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中也记载有：“《周子故居记》碑，在道州濂溪故里祠大门之左。”湖南永州濂溪故里和周敦颐的思想一样，始终同步地扩散着自己的风物、乡土的魅力。[11]
清代以濂溪故里为理学文化的象征，故里风物得以发扬，于是转物为文，加以咏叹。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在不断建构、演变的过程，不乏“以小见大”的独特价值。[12]P24于是清代更多从保护方面入手，甚至于保护濂溪故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当然对于这种开发和保护的定义，是以当今学术的眼光去评判。但凡定义，都是后来约定俗成的，难以覆盖全过程和各方面，使用特定概念，应当回到无的境界，寻绎有的发生和衍化。[13]于是必须立足原物，提取文献价值，才能更加接近事情的本质。通过现存的清朝嘉庆十一年濂溪故里《封禁一带龙山》摩崖石刻、清朝光绪元年濂溪故里禁凿山脉告示碑，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故里的变迁，悉与濓溪先生之哀荣共生。毫无疑问，周敦颐之后的这个聚落，因为这位理学大师而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其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有效地加以保护和传承，让后世感知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年轻一代从中吸取养分。同时，也需要合理利用，使这文化的养分，造福当代、惠及民众。[14]现将摩崖石刻和碑文重新整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首先是清朝嘉庆十一年濂溪故里《封禁一带龙山》摩崖石刻，如下：
封禁一带龙山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州正堂郑封禁，署湖南永州府正堂军功加五级，卓异加三级，纪录十次，应为申明封禁事。
窃照先贤祠墓附近山林，早经钦奉上谕，着地方官随时巡视防护，毋任砍伐开挖，谅各士民无不周知。兹□道州周濂溪夫子，上接洙泗之渊源，下开关闽之道学。凡含生负性之俦，当知共相敬慕咸切、高山仰止之思。乃进闻道州城西十五里所建专祠之左右，如龙山、道山、石峰、濂水、星堆、月岩诸处所，竟有无知愚民在彼窃取石矿、开窑烧灰，洵属有伤道脉、显违禁令。除饬州查拿究治外，合行明白申禁，为此示仰道州城西士民人等知悉：尔等近先贤之居，何等荣幸！甘棠勿剪，载在风诗。况濂溪夫子之有裨于千万世之人心学术，更非仅若《召南》一时之教化。倘尔等竟敢在龙山一带取石烧灰，肆行作践，不特国宪所必及，抑神人所共愤。嗣后务宜各矢天良，交相保护，毋稍阳奉阴违，致予严谴，凛遵特示。
嘉庆十二年三月五日，右仰知悉，告示实贴濂溪故里龙山晓谕。
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州正堂李封禁。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州正堂赖封禁。
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州正堂欧阳封禁。
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州正堂唐封禁。
此方摩崖石刻记载的是清朝对濂溪故里的官方性保护行为，不仅严禁破坏龙山原有的风貌，而且提出对不当开发行为的反思，最后还从周敦颐及濂溪故里的教化作用出发，教育乡民之周子“有裨于千万世之人心学术”，应当重视和自觉保护濂溪故里，从益处建设濂溪故里。石刻中的封禁绝非将龙山附近戒严，不准任何人进入，而是对乡民砍伐植被、开窑挖矿的行为严令禁止。濂溪故里北有濂溪河环绕而过，西有道山层峦叠翠、豸岭雄距一旁；东有龙山绵亘数里，形成了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水格局，山、水、村三者在自然地域空间上有机融合，沉淀的是极富象征意义和传统地域文化的村庄肌理。[15]P1清朝官府在这样的思考下，为了保护原有“圣贤所生之地”的格局，也为了显示对圣贤的尊崇以及教化乡民，于是选择多次勒石传令对龙山封禁，政策延续数帝而不改，可见清代对保护濂溪故里的重视程度。不仅继续推崇周敦颐，认可其历史影响和地位，更期望借此有益于启迪民智和治理基层。此方摩崖石刻还展现了告示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告示直接刻碑成文，此方则镌刻于石，以摩崖石刻的形式出现。
其次是清朝光绪元年濂溪故里禁凿山脉告示碑，此碑现亦藏于道县濂溪故里之濂溪祠，碑文整理如下：
钦加盐运使衔、湖南补用道、坐补永顺府、署永州府正堂张，为示谕永禁事。
恭照先贤周子，理学正宗，千秋俎豆。道州楼田故宅，左为豸岭，道山即濂溪所发源；右为龙山，蜿蜒数里。志乘昭垂，自宜谨敬护视。兹据五经博士周笃先、奉祀生周作礼、贡生周选哲、廪生周斌、附生周承裘、监生周仗宗、职员周学陞等呈，称州民陈茂喜等，将龙山捏指为马鞍岭，辄敢取石打矿等情。当经本府率同盛署州亲诣楼田，勘明形胜，所有故宅十里以内，山脉攸关，应一律禁止开凿。除饬州督刊界石，并拘集陈茂喜等，严讯惩办，具详，听候通禀。
上宪立案遵守外，合行示谕附近居民等知悉：嗣后龙山一带永远不准伐山取石，即周氏后裔亦不许牟利开窑，如违，定予分别究治。该居民等近依仁里，教泽涵濡；务当革面洗心，共敦廉让。至贤裔诸生，家学相承，为湘中著望，尤宜督率子弟，化导乡闾，用副朝廷崇儒重道、训俗型方之至意。切切，特示。
光绪元年七月初一日。
此碑所载之事，见于光绪四年《道州志》附录：“张府，尊名修府，永禁龙山不准取石打矿示，光绪元年十月为示谕示禁事。”[3]其后又附有张修府批文：“先贤周子，理学正宗，千秋俎豆。道州楼田故里，山脉攸关，自宜敬谨护视。据呈陈茂喜等将龙山捏指为马鞍岭，辄敢取石打矿等情实属大千例禁。现经本府率同盛署州亲诣楼田，勘明形胜，所有豸岭、龙山十里以内，附近居民及周氏后裔应一律禁止凿山取石，候即颁告示，立界刊碑，永远遵守。仍饬州迅速拘集陈茂喜等，严究惩办，具覆，以儆强顽。至该生等家学相承，为湘中著望，尤宜教督子弟，化导乡闾，用副朝廷崇儒重道暨本府仰高景行之至意，并仰传谕阖族知之。道光三年十月，州官欧阳平亦有示封禁。”[3]张修府，倡续修《零陵县志》[9]。张修府字允一，一字东墅，自号悔斋，江苏嘉定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师从张芾，历官永顺、长沙、永州知府，皆有政声，为官三十余年，宦绩卓然，著有《小琅环园诗录》《小琅环园词》《湘上诗缘录》等。
此碑也是记载对濂溪故里的官方性保护活动，相较于清朝嘉庆十一年濂溪故里《封禁一带龙山》摩崖石刻，则事迹更为明晰。不仅重申禁止破坏濂溪故里风貌、开采龙山的命令，而且详述了立此碑的来龙去脉，介绍了濂溪故里附近的情况：“左为豸岭，道山即濂溪所发源；右为龙山，蜿蜒数里”；说明了不合理开采的具体情况，是周子后裔、士人群体举报劝阻，直接处罚犯事乡民，镌刻其名姓，以教育其他乡民；相较以前，使用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和政策去保证禁令的执行，同时也是先前政策的延续；还提出对此种破坏行为的反思：“近依仁里，教泽涵濡。务当革面洗心，共敦廉让”；制定了预防破坏的措施，分别用示喻、教化、规章等措施来防止破坏性的开发行为，对濂溪故里进行合理的建设和有益的保护。
除此之外，碑文还重申了濂溪故里和周敦颐的关系，彰显清朝“崇儒重道”，以理学为正统的思想，以周敦颐为先贤，以濂溪故里为理学之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碑文中，还涉及周子后裔。据濂溪故里崇本堂、爱莲堂、特恩堂等《周氏家谱》记载，周笃先为周敦颐第二十五代孙。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封周敦颐后裔十二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延至清末，四百余年间共封十三位五经博士，这是自汉武帝尊儒设立五经博士之称以来，获封五经博士最多、时间最长的家族。
由此可见在清朝，对濂溪故里的开发和保护不再是简单的一句空话，而是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应对体系。作为理学鼻祖周敦颐的诞生地，濂溪故里以“理学圣地”的面貌存在于世，崇本发源，教化远近。[16]P17
四 余 论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对濂溪故里的开发与保护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印记，实际上这种时代性正是其特殊性之所在。明清两代在保护濂溪故里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在开发濂溪故里的过程中进行保护，开发与保护这两个环节紧紧联结，融为一体，没有形
式和内容上的割裂。这种连贯的理念和方案所呈现的效果是极佳的，濂溪故里越开发，保护的力度也就随之加大；保护的力度越大，其开发价值也就越高。开发和保护这两个环节没有对立分裂，而是构成事物的两部分，相互促进，共同成就。
现今濂溪故里有些遗迹已经荒芜，因而当代对于濂溪文化遗产的开发，既要注重遗迹风光的推介，又应当注重对文化遗迹的保护。同时对濂溪故里的保护、恢复与开发，不能仅停留于建筑遗迹的恢复，更重要的是复兴千年文化底蕴的优良传统，实现濂溪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17]P84这也正是明清两代对濂溪故里进行开发和保护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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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张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