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的关系

六经各有专名，又各有复合名，又各有别称。

专名则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犹之江水专名为“江”，河水专名为“河”，除《春秋》特例之外，皆仅一字。虽不加“经”名，亦皆知为经典。

复合名则为《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皆加“经”字，要之亦为正名。

别名则如《毛诗》、《尚书》、《仪礼》、《周易》、《麟经》之类。[1]

民国以后，瓦解经学，群经称谓均改用别称、简称，凡所称道，率避“经”字。五经之中，惟有《诗经》名称未改，但也惟有《诗经》误会最深。可喜可怪，莫名其妙。

比较而言，群经中惟《诗经》所受质疑最少，如胡适以新法讲《中国哲学史》，尚能“用《诗经》作时代说明”，“从《诗三百篇》做起”。但民国学者界定《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经……是……集”之判断实含有严重的语义矛盾。

《楚辞》在四部中位居集部之首，“屈原赋”在《汉志》“七略”中位居辞赋略之首，而《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实为晚周诸子之一，或列为儒家，或列为道家。姚永朴称：“屈原遭谗，《离骚》是作。世无重华，方正焉托。曰予远逝，犹睨旧乡。怨而不乱，日月争光。考《楚辞略》第九。”见其《诸子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之文，依《诗》取兴。”章学诚《文史通义》：“《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九流出于王官，故诸子宗经，群经与诸子犹如源与流、父与子，乃是创始与承接的关系。

但民国以来，《诗经》既由经部降格为文学之书，《楚辞》遂得与之并列，并称“两部总集”、“先秦文学重镇”。[2]学者又以区域地理瓦解中原核心，将《诗经》《楚辞》与地域相匹配，称《诗经》为黄河流域作品，《楚辞》为长江流域作品，或称《诗经》是北方文学，《楚辞》是南方文学。[3]一南一北，平分秋色，纵向之史被横向之论所打破。[4]

以内容、形式而言，《诗经》确可称为“诗歌总集”。但《诗经》之所以为经，并非取决于内容与形式。六经之所以为经，取决于其特殊的性质与宗旨。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经学皆为天子王官之职守，其本质为官学，为国家学术。

古人揭示群经宗旨，要在《礼记·经解》一篇。其称《诗》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六经各有特质。综论《诗经》之特质，一曰温柔敦厚，移易风俗，二曰讽谏政治，以三百篇当谏书，三曰诗言志，发露心意之所郁结，四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登高作赋，以为大夫。

《诗》教可以温柔敦厚，《书》教可以疏通知远。换言之，欲致温柔敦厚，必以《诗》教，而不必《书》教。欲致疏通知远，必以《书》教，而不必《诗》教。六经各有所明，时有所用，不可替代，而又系统周备。

六经之所以为经，正在于此。[5]

[1] 《诗》本有齐鲁韩毛四家，而三家不传，仅存毛诗，故可代称《诗经》。汉以后以《周官经》为礼经，又别称《周礼》。《春秋经》又简称《春秋》。《乐经》失传，仅余《乐记》。

[2] 如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隋育楠《文学通论》、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

[3] 如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

[4] 甚者又有贬《诗》扬《骚》之论，如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

[5] 民国学者往往指责六经内容并非一类，故称经学不能成立，此真皮相之谈。

张京华《中国文学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