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八个问题(七)

2021年05月17日 12:09  国学院    0    收藏

新文学与西洋文学

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诗赋,唐诗宋词布在人口。英国文学的主体是诗歌、戏剧、小说,《坎特伯雷故事》尤为著名。

中国“小说”、“故事”不出于集部,而出于子部、史部。“小说”是子部中的一部分,意为小道之说。“故事”是史部中的一部分,意为往日之事例。小说家,《汉志》称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唐志》称为“刍辞舆诵”。殷芸博洽群书,为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直东宫学士省,撰《小说》十卷,一说三十卷,与邯郸淳《笑林》、刘义庆《世说》同属子部。小说的地位,《汉志》有“九流十家”之说,九流为正流,正流之外别有一家,位居最末,即小说家,仅可说是子部之外围。《汉志》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又云“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可见小说介于可观与不可观之间。

而西洋以诗歌、戏剧、小说为“纯文学”,地位极高。

近代以来“小说”(novel)、“故事”(story)的译名,对应不够准确,然而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在内容、范围上迅速混合而趋近。民国以来,文学史家接受西洋文学与日本汉学的影响,着意研究元明戏曲、小说,以至民间文学、俗文学,亦有婢作夫人、附庸为大国之势。

朱自清作创新的赞颂:“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1]

刘咸炘作守旧的抵斥:“近者小说、词曲见重于时,考论渐多,于是为文学史者争掇取以为新异,乃至元有曲而无文,明有小说而无文,此岂足为文学史乎?”“元人散曲……十之八九为黄冠、草堂、香奁。”“明以来之剧曲,则十九皆说男女之情,并仙道、林泉亦少。谚称剧曲,不离二言:‘男子落难,女儿嫁汉’,非苛讪也。”[2]

民国以降的新文学作品,小说已占据多数。当日的文学史家往往一面有新式文学史的构建,一面又有新文学的创作。稽考新文学兴起之因由,一方面是以新文学、俗文学作为职业化的“新园地”,一方面依托了鼎革之际的政治利益,而更加深切的内因,乃在于这些作品顺应着读者的性情。

中国古学关于人性与人情、逐时与顺俗,早有极多的分辨,因而有提澌人心、移易风俗的倡导。

民国新文学的推进,是以作品顺应人情,由人情带动市场,由市场获得名声,由名声推动创作,如此循环运转。

新文学的出现,伴随着一批新式的出版机构、杂志、报纸副刊的产生,如李小峰办北新书局之类,纯为市场化运作。

新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又以白话文为主,不仅易读,也易于撰写,适合以字数计算稿酬的出版体制。虚构故事之外,自传、书信、日记等等,体裁活跃,也都有易于撰写的因素。

小说及自传等的内容,以婚恋性爱为大宗,而读者群体则以青年学生为大宗,首先也与出版物的发行销售量相关,亦即与作家的版税相关。

新文学作品主张婚姻自由,这符合人的本能欲望,尤其符合青年人的生理需求。

由婚姻自由进而要求学生自治,进而参与政治与外交,最终形成学潮学运,而作家则当然成为学生运动的导师和青年领袖。

但作家成为青年领袖,其实并不能引领青年,而仍只是顺应青年人的本能和欲望,实际上是青年引领作家,甚至可谓青年引领社会,其根本动力仍为民众的本能欲望。

而学生运动最终崩盘失控,新文学与新文化未见成功,旧文学与旧文化却早已毁弃。

新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消遣娱乐、感官享受、本能欲望。

作品、市场、本能欲望,三项要素循环作用。

而新文学作家也往往同时具有“作家、文学家”+“青年领袖、文化运动领袖、政治家”+“稿费、版税、自由职业者”的三重身份。

稿费、版税的著作版权体制,与出版社、杂志社、报社、书店的出版发行销售体制,这些源于西洋的体制在新文学兴起中起了重要作用。

钱穆先生说,西方文学是自然的、民间的、地方的,中国文学有不同的传统和特性,如《诗经》的篇章有出于民间的,但都“经过了官方的一番淘洗”,“先须经过一层雅化”。[3]所以所谓自觉的、独立的“纯文学”其实也未尽属实。

[1]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页。

[2] 刘咸炘:《文学述林·曲论》,载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3] 钱穆:《中国散文》,载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9页。该文先曾重刊于台湾《人生杂志》1962年第23卷第4期。

张京华《中国文学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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