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漫长的疫情等待之后，步入大二已经快一年了，在大二的初始，对《史记》列传部分有了一定的熟悉;再次拿起疫情期间无缘的《庄子集释》，逐渐摸索到了阅读这本书的门路;从春节至今，一直阅读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读书之路，如进桃花源一般，负箧狭行，直至今日，始有豁然开朗，步行坦途之感。

《史记》七十二列传是初读历史最好的部分。作者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都曾担任过太史公一职，“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父子二人不仅将太史公一职视为己命，更是拥有久远的历史使命感。《太史公自序》中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司马谈正是因为汉武帝泰山之封，如此大事，却留太史公于洛阳，心中生急，背上生疮，忧愤而死。司马迁再为太史，续祖之业，却遭李陵之祸，身毁不用，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自不必说，写下百二十卷《史记》巨著，他列举诸多如孔子、屈原、吕不韦等，赞前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其实这句话用在司马迁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热爱历史的人也是展望未来的人。读《史记》，如看历史画卷，精气神在，但绝不是形容文学气质所说的那样多姿多彩。《李斯列传》记录了身为秦朝丞相的矛盾的心路历程，也在侧面反映了秦朝时期的鼎盛与灭亡，一个精美如器物的朝代在分崩离析之下砸得粉碎。历史容易让人缄默，转而感受太史公冷静而又结实的笔调，正是记录史实最好的风格。

庄子相传是战国时期宋国人，是一方管理漆园的小吏。就是这样一个小吏，是道家学派的继承与发展者，同时庄子本人及其著说都很特殊，独立于百家之外。清代郭庆藩所著的《庄子集释》是阅读《庄子》的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是关于《庄子》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初读《庄子集释》，由于知识储备单薄，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难以理解难有思考，盛夏之时也曾因此伏案哭泣。后来才明白读《庄子》要与自己有关、与大志向大情怀有关，《庄子》本身才开始读时，亦有障碍：《逍遥游》声名是其一，郭象成玄英的注解是其二。初读《庄子》时，只觉水边的庄子与惠施如《红楼》之中的一僧一道一般，讲的都是与我毫无干系之事，但不忘《庄子》包涵着超凡的个人精神境界的力量，遂又拿起书本，逐渐理解《庄子》边缘思想一二。

苏轼少年读《庄子》，“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庄子》最是能劝慰人心，《大宗师》中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南华》被说成是一本怒书，对心有愤懑者实是一副良药，但难以比肩庄子的漆园之叹是天下之叹。在刚进入《庄子》的世界时，读者容易偏向寂寞无为清净之态，养中和之心，这便是从状态上靠近《庄子》之淡泊，容易养平静之心。再读《庄子集释》，不免觉得成玄英的补注有单一重复之嫌，所以再读时只看《庄子》原文，感觉已然足以，大有裨益。

《知北游》中的“知”所说的其实是智慧，把智慧比喻成一个动态的人或物，在天地之间不断循环往复，不断追求寻找着真理，寻找着智慧，寻找真正的道。读书亦是如此，就应当像“知”一样，不断云游，认清自己进而敢于否定自己，直至自己变成带有智慧的人。

《庄子》与《史记》都有共同之处。对于中国古代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的人来说，直抒理想的最好方式便是参政，如果不能实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是第二，把自己带有的政治倾向写进著作里，是庄子与司马迁的选择，孔子游历多国不用，返回鲁国整理六经也是如此。

比之庄子、司马迁年代更早的《左传》，是记录中国先秦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更为古雅，记录的是先秦时期真正的贵族，反映中国古代早期的政治概况。《左传》语言简明，但是所表达的故事与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左传》的记录中能够看出先秦时代非常注重“礼”，“礼”不仅是政治的外衣，更是各国治国理政的精神内核。《左传》也讲究“仁”与“君子”：期盼邻国之祸是为不仁，唇亡齿寒;”怒而不作乱，是谓君子矣“，”修己而不责人“。

如今已是孟夏时节，《左传》阅读稍稍过半，心中光明，深感读书之路令人心安。我的阅读小史是一个积累然后再纠正洗濯自己的过程，曾在经部概论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这样一句话：“先读《史记》，再读《庄子》，再读《左传》，如果还有时间就读读《国语》，这样一来，本科毕业便就是最好的文科生。”当时还是疫情期间的网课，我听到这句话感觉大受震撼，这便是我毫不修饰、最直接的理想，猛然之间拥有了这个途径，心中许之，誓要完成。初开路径之时，道阻且长，是有很多困难，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如今碰到困难，也乐意一一化解，未感迷茫，只是这一条路，指向已经很明显了，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读历史，读经典，就像拿着一盏微弱的油灯，在刻着古文的石壁上摸索，保持一种求知求善的精神，最终抵达的应该是如杜预在《春秋左传序》当中说的那样：“读书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