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份是高校教师，教龄有35年了；我不是做古籍整理的，但是很喜欢点校古籍，点校出版了20种左右，因为感觉上从点校原著开始的学术研究比较踏实；另外在教学上我也提倡点校，提出一个说法“以点校当精读”。古籍整理的上家是图书馆，下家是出版社，我们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人处在这两块夹板中间。我从这个身份上提一个感想，关于古籍整理的精细化。以下是我的书面发言：

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是认为生物的进化途径是由简单到复杂。如果我们承认进化论，就应当承认古籍整理的目标是不断地精细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古籍整理承担着自50年代以来识字扫盲、知识普及的责任，但亦不能画地为牢，仅限于这样一个责任。从学术自身的发展上看，古籍整理的将来局面应当是穷极细腻，趋于无限的精致。

（一）古籍出版形式的精细化

1.印刷技术的进步与古籍影印形式的更新

笔者在40岁上就备了放大镜，专为看拼版缩印的古籍，遇到双行小字，简直不胜其苦。现在也许可以预期，随着彩印技术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以往大量影印古籍势必都会全部推翻，重新来过，用整页全色影印、三色套色影印，直至全彩色宣纸高仿复制，推助一轮产业。所以将来的古籍文献事业可谓方兴未艾。试想将来可能有一天古籍数据库也会做得像3D动漫一样漂亮，届时古籍整理的人才自可大显身手，由冷门变成显学。

拼版缩印—→全色影印—→三色套色影印—→全彩色宣纸高仿复制

2.学术研究的需要与古籍影印范围的扩大

同一部书的同一个版本，可能会有不同的翻版。翻版过程中可能出现剜改、增补，更换序跋，更换牌记。对于学者而言，不妨所有翻版也都过目。

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印刷本，由于手工操作的原因，会显示出不同的墨色深浅及墨污，使用了不同的纸型，装订出不同的册数，其中可能会出现倒页、脱页。如果不多做对比，即不能知晓细节，所以同书同版也应当搜罗穷尽。

同一部书的不同藏本，会有不同的批校、钤印，题签、函套，传抄递藏无一雷同。对于学者而言，即便多见几种副本也都别有意义。

最终，一部古籍的所有存世本都有影印出版的必要。最终的理想将是影印全部古籍，是影印古籍对古籍藏本的全覆盖。（古籍数据库的最终结果同样是对古籍藏本的全覆盖。）

3.古籍年限的延伸和古籍出版范围的扩大

自1949年建国迄今71年，到2021-2030年，时段已经超过两个民国，状况自然与1949年不同。古籍范围的下限最终将会延伸，覆盖整个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诸多书籍、期刊、报纸，其形式、语言、内容都承接了古典风格。

（二）古籍整理条例规范的精细化

古籍整理的条件改善了，古籍整理的标准也就提高了。汉人校雠是将简册上的总字数标记到个位的。将来文献学的功力高下，势必将取决于精细化的程度。特别是在印刷技术迅速更新、印制成本相对下降的当代，古籍整理的目标及其条例规范自然不宜固守50年代或80年代的标准。

当年顾颉刚先生领衔“以毛主席的命令”标点《二十四史》，前后萃聚一流名家20余人在北京翠微路“开馆”。现在借助古籍数据库，一群硕士生就可以完成其工作量。但这并不等于说古籍整理越来越容易操作，正相反，古籍整理的将来一定是更加高深冷僻，更加成为专门之学。

1.重新设定古籍整理工作的总目标

现行古籍整理条理规范，是在建国初期“新文化运动”“扫盲运动”“推行简化字”等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主要功能是普及古籍、要工农兵看懂古籍。这段古籍整理历史本身已值得立项总结。建国已经七十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设定两个目标：其一，古籍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其二，古籍的高深化、精细化、学术化。

2.精密古籍整理的体例

譬如，对于书中的人名（包括神仙人物）、地名（包括虚拟地理）、国名（包括虚拟国家）、朝代名、年号加专名线，文献名加波浪线，这一做法有利于读者，应当普遍推广。

有关学术史传的整理，用“史源学”、“语源学”处理引文的方法，具有普遍意义。

3.修改古籍整理的体例

譬如，底本对，校本错，此类情况一般不出校勘记，认为古籍整理是为了展示准确的文字，校本错了，与底本无关，校勘记中无需展示校本上的错误。但此种情况虽与底本无关，却与学术研究有关，有些情况下如能兼及校本，其实嘉惠学林不少。实际上，底本对，校本错，也出校，这一做法对于学者是有益的，对于版本较少的古籍品种也是可行的。

4.增加古籍整理的体例

譬如，可以区分“异体字”与“异形字”两种状况，统一异形字，保留异体字。“异形字”的统一固然符合学科标准化的要求，而“异体字”则显然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字内涵，其实可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