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皓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赵必振不仅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翻译家，也是一位救亡图存的早期民主革命者，更是一位底蕴深厚的国学家。《赵必振文集》和《赵必振译文集》收录了至今所能找到的赵必振的大部分著作。文章从文章学、文体学的视角对赵必振的著述及其译著进行研究，发掘其特色和价值。

关键词：赵必振;文章学与文体学;《赵必振文集》;译文

一 引言

一般认为，文章学是关于写作理论的学问，与人们所熟悉的诗学、词学性质相似。与写作学相比，前者偏向于理论，后者强调文本实践。考其历史，古人称文章学为“笔法学”，南宋陈岳就曾驳斥“或者且谓‘风行水上’善矣，何必规规执笔法学为如是之文也”的观点，以此说明“笔法学”的重要性。要对文章学进行理论概括和科学定义，首先就得对文章有个系统的认知与定义，有了此番了解，才能更好的了解文章学。而什么是文章呢？在学术界中将文章概括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文章，指所有行诸文字、载于典册的作品，除散文、韵文外，还包括诗歌及词、曲；而排除诗歌及词、曲，便是狭义文章。

关于文体的定义是什么？这也是一个争议颇多却无定论的问题。学者们给文体下过很多的定义，却没有一个是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人类早期对于文体的认识与修辞密切相关。在《周易·乾·文言》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文体修辞的重要作用：“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立其诚”原指君子要注重文化修养，做到立身诚实，后多指写文章应该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中国对文体风格的学术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通书·文辞》中说“文以载道”，写文章就是要表达感情，承载内心的那个“道”。由此可见，文体是形式，思想是内容，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因此一定的内容需要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对于各种形式的了解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内容进行准确、恰当的表达，文体学的学科属性于此俱生。换而言之，文体学就是研究文体风格或语言体裁的学问。

赵必振不仅是晚清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民国时期的学问家，而且也是一位文章大家。可惜身后文稿日记手泽惨遭焚毁，片纸不留，然散见各报章与档案者，亦复不少。新近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结集出版的《赵必振文集》一书，收录至今能找到的赵必振大部分的著作和诗文，本文即以此书和其译著为研究对象，从文章学和文体学的角度分析探讨其文章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 从文章学、文体学视角分析赵必振文章

（一）作者介绍

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号星庵，湖南常德人。他曾于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等三部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觉醒与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三本书的翻译出版，奠定了赵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被理论界认定为“中国近代第一本较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因此，其人也被誉为“中国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一生秉持严谨的治学精神，工于词章，勤于诗词，不仅是一位具有爱国忧民情怀的翻译家，也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国学大师。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废除。目睹国事俱非，心中悲愤，于是与邑人何来保等结“寒社”，日事吟咏。光绪二十六年(1900)，赵必振与何来保等组织常德“自立军”，谋应唐才常起义，事泄，化装逃往桂林。不久，清廷通缉令至广西，乃由圣学会友人龙赞侯帮助，经澳门亡命日本。到日本后，出任《清议报》《新民丛报》校对、编辑，常以“赵振”“民史氏”“曰公”笔名撰文，追念“自立会”死难诸同志，揭露清廷腐败政治和残暴面目。与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交游密切，并发愤学习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潜回上海，积极从事译述。赵必振认为清廷已彻底腐败，不可救药，要救中国，须先倡导新思想。是年8月，他翻译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第二年又翻译出版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这两本书，前者为我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后者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产生一定影响。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等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党禁稍松，去香港任《商报》编辑，因抨击英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为港府驱逐出境。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澄迈知县龙赞侯之邀，赴海南岛创办澄江、金江两学堂。宣统二年(1910)，至奉天佐盐运使熊希龄幕。辛亥革命爆发，驻奉陆军协统蓝天尉与熊希龄拥护共和，他衔命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积极与革命党人联系。

民国成立，熊希龄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赵必振随入财政部。不久，熊改任热河都统。他又随往热河，任都统署财政厅长兼国税厅长。任职期间，廉正无私，时人誉为“身为五长，不名一钱”。民国二年(1913)，熊希龄去北京组阁，他复入财政部，此后陆续在财政部任职十余年。

民国十七年（1928），北京政府解散后，赵必振无意从政，乃应约去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主讲“地理沿革”、“公羊春秋”和“三礼”。“九一八”事变后，返回湖南，先加入慈善团体，充任华洋义赈会中国董事、湖南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后从事教育工作，执教孔道、中和等两所国学专修学校。在教学中，大力提倡国学，激励青年爱国热情，并将讲稿编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长沙会战爆发后，避难常德，在常德县中任教。抗战胜利后，已年逾古稀，为生活所迫，仍执教于私立明义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必振被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撰写《自立会纪事史料》《(自立会人物考)增补》等书。1956年病逝于长沙，享年84岁。

（二）《赵必振文集》篇章结构

《赵必振文集》收录赵必振的大部分文章，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国学概论》《自立会史料集》“国学论述集”“杂论散文集”“诗词集”。

《国学概论》是一部满含着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国学专著，全书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论辨精审，也是一部学术著作。整本书划分为11部分38章节。分别是绪言一章、中国上古四章、孔子与战国时代五章、嬴秦时代四章、两汉四章、八代四章、唐暨五代四章、宋代四章、元明四章、清代四章和跋。每个部分以时代为纵，以四部为橫，纵横相交，研讨学理，在民国时期众多的国学概论类著述中，绝无仅有。衡阳谢森跋云：“惧俗儒误解微言大义，特著《国学概论》，源流派别，分析极清。博而约，简而明，举出国学之重要，关系国家盛衰存亡。并以今文学为基础，胪列百家，不持门户党派之见，诋毁他人。”

《自立会纪实史料》是赵必振的系统性专著，写作于1946年至1949年间，是应当时湖南省文献委员会之约而作，是一部反映自立会、自立军起义的史料集。赵必振以亲身经历的见闻记录了辛亥革命前11年代表着民族革命先声的自立会的纲领文件与大量人物事迹。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立会纪实史料》，二是《自立会（自立军）人物回忆》，三是《自立会人物考》。其中部分文章都是当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赵氏逃亡日本期间所作，文章语言饱含愤懑惋惜之情、泣血痛悼之恨、誓死复仇之诀。

“国学论述集”共编辑了赵必振的十篇学术文章。其中八篇是国学专论，即《中国学术之变迁》《历代经学之变迁》《孔学通诠》《孔门后学著述考》《论百家之学皆推本于六艺》《读史通论》《读史微探》《读史纠谬》。其余两篇（《王子云先生〈周易浅注〉序》《〈五经微言大义〉自序》）为国学专著序。

“杂论散文集”共编选了赵必振各种类型的文章14篇。其中时论两篇，即《说败》《说动力》；述略一篇，即《新党党派述略》；各种书序七篇，书信两篇，题识一篇，电报一则。

“诗词集”辑录了赵必振各个时期的诗歌作品44题74首，词作三首。另附录师友唱和之诗歌四首，内容都是同赵必振有直接关系的。

（三）文章和文体特征

众所周知，一部作品总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辩证统一的整体，既要关注“说什么”，也得重视“怎么说”。为了凸显“怎么说”，优秀的作者总是不遗余力地钻研、推敲文章的遣词造句，如用词倾向(专业词、深难词、浅易词、俚俗词等)，句式特点(简单句、复杂句、省略句、祈使句、疑问句、句式变换等)，修辞手段(比喻、对仗、夸张等)，表意方式(否定式、反问式、问接式、直接式等)，词语情态以及句段安排，等等。这些涉及“怎么说”的方方面面就构成了文章特有的文体风格，是对读者产生重要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赵必振文集》收录了赵必振不同类型的文章著作，每种类型的文章具有不同的文体风格。按照文章类型不同，对其进行分类汇总，可以分为论说文、记叙文（自立会史料集）、其他（序跋和游记、书札）等三大类。论说文包括《国学概论》一书中的38章内容和“国学论述集”里面的《中国学术之变迁》《历代经学之变迁》《孔子通诠》《孔门后学著述考》《论百家之学皆推本于六艺》《读史通论》《读史微探》《读史纠谬》等以及《说败》《说动力》《新党党派述略》，共50篇文章；记叙文包括《自立会纪实史料》《自立会（自立军）人物回忆》《自立会人物考》等共3篇文章；其他包括《国学概论》的《绪言》和“国学论述集”中的王子云先生《周易浅注》序、《五经微言大义述》自序和《王安石新法论》序、《教育丛书》序、《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序、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序、《国际公法志序》、邵阳刘石渠先生《天人集》序以及《满洲旅行记》《给青孙先生的信》《给木崖先生的信》《题识浙江陶成章先烈手札》《承德给熊总理电》等共14篇文章。除《赵必振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赵氏的译文也是一种重要的文体。

除书中所收录的上述文章之外，赵必振作为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谓“译著等身”，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所知其译著有28部，包括社会学说3部、强国自主论著11部、外国文明兴衰史7部、人物传记与女权主义7部。把这些译著与《赵必振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一同进行研究，比较异同，归纳总结，也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就对赵必振的四大类文章（论说文、记叙文、其他、译文）的文章和文体特征作具体分析。

1.论说文

《国学概论》是赵氏在湖南孔道国学专修学校和中和国学专修学校教学期间，将讲课内容编撰为《国学概论》而成，这部书近十万字，以经、史、子、集为线索，详细介绍了自上古到清朝中国学术的发展概况。全书用文言文书写，篇幅都较长，文体为议论文，在古代，很少有篇幅如此之大的文言议论文，这也是此书的一大文体特征。书中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赵氏由内而外的底气，这种自信是由他的性格以及他在国学和传统文化领域的深厚底蕴所带来的，跟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赵必振国学根基深厚，曾先后问业于桂林之秀峰、经古等书院，并得到了周嵩年、龙朝言、唐景崧等翰林名儒的悉心指导，精研经学史学，涉猎诸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这些积累全都体现在了《国学概论》一书中。读《国学概论》，就像在读赵氏的国学思想，处处透露着他的独特的观点。在该书《绪言》中，赵氏强调国学是关系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大事，凡一国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的文化，假使全国之人，于国家相传之文化，懵然不知，则国虽未亡，而其人实已自绝于炎黄子孙。任何民族，挟其武力而来宰割中国，而彼将觍然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而恬不知耻。悲夫！国学之不倡，则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目前而不知。他认为“今日我国民之所争者，乃对外而争自存，非对内而为门户之争”“争道统、争学派而已”。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有句谚语“风格即人”，中国也有类似的成语“文如其人”，意思是说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与为人相类似，当代诗人郭小川在认为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即使他的作品不署名，你也可以大致猜中是他的。以文章学的视角研究《国学概论》，从字词、句子、段落、篇章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发掘其功用。从字词方面来分析这本书，在用字用词方面，此书比较完备，多用实词，善用典故，透露出赵氏丰富的文化底蕴；从句段上切入，此书中的文章句子结构完整，衔接顺畅，多有倒装等复杂句式，内容上多引经用典，罗列古文原典；从词章之学来看，《国学概论》也称得上为佳作，段落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主旨明确，层次分明，整篇文章内容结构都井井有序，文章与文章之间也是联系密切，按照经史子集的原则划分，以朝代更迭的顺序排序。

“国学论述集”包含《中国学术之变迁》《历代经学之变迁》《孔子通诠》《孔门后学著述考》《论百家之学皆推本于六艺》《读史通论》《读史微探》《读史纠谬》等共8篇学术文章。这些论文不同于《国学概论》中的章节，每篇都是独立的，一篇论述一个主题，以《中国学术之变迁》为例，文章围绕中国学术，讲历朝历代学术的变迁，从伏羲一画开天开始，讲到民国时期，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在文章中，多处运用对比，以古喻今，使得文章更加辩证；大量进行举例说明，来解释作者所提出的观点；大量引经用典，善用典故，引用名人之言，加之以自己的思想表述，成一家之言。在词章方面，用词通俗，可以为大众所接受，讲到专业名词，如人名、官名等，注释内容广泛而详细，且注重考究事物的滥觞，对于人名的解释也涉及广泛。在句段层次，句子通俗易懂，一目了然，读起来朗朗上口，段落结构完整，关键段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一篇单独论文，其足以引发读者的思考。赵氏的其他论文也与此篇相似，可以作对比研究，几篇文章共读，或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说败》《说动力》和《新党党派述略》则是赵必振杂论散文集里面的三篇论说文。这三篇文章又跟前面提到的有不同之处，一为学术文，一为政论文，内容不同。《说败》原载于《清议报》第87期，是一篇论说文。这篇文章讲胜败之理，目的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全文激情慷慨，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文章以汉兴项仆、宋申汉屈等历史为例，又以拿破仑和法国革命为对比，内容涵盖古今中外，从中可以看出赵氏深厚的底蕴。从词章学来看，这篇文章大量运用夸张的字词成语，辞藻堆积。句子读起来令人亢奋，运用对比、举例、比喻等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段落结构完善，由浅入深，主题鲜明，前后文呼应，作为一篇激发大众志气的文章而言，这篇文章十分出色。相比《说败》，《说动力》没有那么的激情澎湃，而是一种严肃的风格。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脉络清晰，结构合理，读起来一目了然。文章开头提出作本文的缘由，后分为八个层面：中国旧无动力、动力之远因、动力之近因、动力之起点、动力之萌芽、动力自内之暴裂者、动力之自外输助者、希望将来之动力，层层递进。这篇文章论证详细，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内容面面俱到，结构十分完善，遣词造句也十分得当，也是一篇佳作。《新党党派述略》与前两篇也是大同小异，便不作赘余论述。

以上为赵必振的论说文，作为一位国学大家，他有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在其文章中可以发现。赵氏的论说文体现了他力倡国学的精神，这与其家世有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个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文章体现一个人的风骨，在赵必振的论说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性情，更重要的是可以知晓他是一个怎样的学者，学问做的怎样，后人可以在其作品文章中发掘价值，在其基础上，作新的研究。

2.记叙文（自立会史料集）

《赵必振文集》收录的记述文有《自立会纪实史料》《自立会（自立军）人物回忆》《自立会人物考》等共3篇文章，内容皆与自立会相关。赵必振不仅是一位文人，同时他也是一名斗士，他曾参加自立军不惜己身，也曾为了共和奔走于南京、上海，协调军阀与革命党人。赵必振参与“自立会”起义的动机，从他的所著的《自立会纪实史料》中“自立会的缘起”可以发现。他在其中说，其“远因”：“怵于中国自满清入主中国以来，压迫人民，如清钱粮之狱，文字之祸，屠戮人民，不可计数。至鸦片战役之后，外交失败，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无不割地赔款，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懔中国之危亡，叹民生之多艰；而满清政府帝后争权，盲目排外，致引起八国联军之祸！吾辈目击伤心，因愤而急谋自立，以冀自存。”“其近因，则由戊戌之政变，谭嗣同等惨被诛锄”，“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

《自立会纪实史料》是关于自立会和自立军起义之事件与人物的回忆史料集。原本为手稿，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手稿分两次写成：第一次是系统的回忆录形式，除了自立军的总纲领之外，就是以一人或多人为题的人物回忆，且用毛笔书写。第二次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的补写，主要是以前没有的补充写进来，以前太过于简略的地方补充的详细一些，还加上了少量的情况说明，这一次是用钢笔书写。全书总字数两万余字。史料中前面有关纲领性的情况介绍，原无标序，现在加上序号。原稿中的人物传记，有的有题目，有的没有题目。没有题目的，整理时一律用传主姓名加上题目。原来格式不一致的，有的加“传”字，有的不加“传”字，等等，整理时一仍其旧。《自立会（自立军）人物回忆》为赵必振当日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之时所作，发表于当时的《清议报》，内容包含自立会烈士的生平事迹，有些文字已经遗失，在文中用方框符号代替，这一部分可以看做与墓志铭类似的文体，可以从中了解自立会烈士们的生平事迹。《自立会人物考》是林绍先原辑，1951年，由赵必振补订，增添了自立会李炳寰以次若干篇，提供了有关当时两湖死难诸人的一些资料。书中著录有关自立会人物246人，仅于唐才常、林圭、毕永年三人附有传略。从文章学文体学方面来研究，关于自立会的文章并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但这些文章依旧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3.其他（序跋、游记和书札）

将这几部分放在一起是由于赵必振的重点写作领域在翻译文、《国学概论》以及自立会方面，而其他诸如序跋、游记和书札相对地位轻一点，但也是有些许值得研究的地方。

赵必振的序跋偏向于古代文体，游记、书札则侧重于近代文体，两者放在一起，融汇古今。先来论古，序跋包括《国学概论》一书里面的《绪言》和“国学论述集”中的王子云先生《周易浅注》序、《五经微言大义述》自序以及《王安石新法论》序、《教育丛书》序、《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序、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序、《国际公法志》序、邵阳刘石渠先生《天人集》序等共9篇文章。《绪言》为《国学概论》的阅读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文章，必振提出：“国学者，我中华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历代祖宗自有文字以来相传之学术也。凡一国家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之文化，历数千百年而不可磨灭者，则其国始能自存于此竞争潮流之中所兼并。苟异族之文化，不及于我，则吾国之文化终有复兴之时；万一吾国之文化，不及于彼，则一被征服，将有万劫不复之惧。此征之于数百年各国兴衰存亡之史事，深切著名，稍治中外历史者所能知也。”他大力倡导国学，在这段话可以明显体现出来。而赵氏的《国学概论》跋与序相呼应，在跋中，作者谢森介绍了赵必振的生平，内容饱含对恩师的推崇，也算是给《国学概论》作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与开头的序相辅相成，前后呼应。

赵必振的游记和书札包括《满洲旅行记》《给青孙先生的信》《给木崖先生的信》《题识浙江陶成章先烈手札》《承德给熊总理电》等共5篇文章，内容以书信为主。这一类文章在体例上与他人的书信没有太大差别，字词、段落、篇章结构方面中规中矩，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赵氏的一些闲情逸致以及人际交往，虽说不及他在翻译以及国学方面的成就，但也可以当作研究他的一些生平经历的资料。

4.译文

晚清时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次翻译高潮，翻译作为新思想启蒙，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风云变幻的文化思潮为这一时期的翻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大规模的学习日本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的重要时期。借助于翻译，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救亡图存之路。而赵必振就是这一时期翻译的杰出代表。

晚清政府腐朽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赵必振意识到清政府是靠不住的，盲目依靠只能在灾难中越陷越深。逃亡日本后，他旁听了许多日本社会活动家的演讲，接触到了新的政治思潮，初步了解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了通过翻译的方式，进行救亡图存。赵必振翻译了大批著作。1902年8月，他翻译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有“东方卢梭”之称的幸德秋水1901年新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年12月，赵氏又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长广舌》。1903年3月他还翻译了日本福井准造1899年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此外，他也翻译了一批介绍弱国发展史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包括《埃及历史》《亚细亚巴比伦史》《土耳其史》《亚刺伯史》《希腊史》《罗马史》《波斯史》《菲尼西亚史》《犹太史》《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等。翻译了介绍世界英烈以及西方女杰的传记，比如《戈登将军》《拿破仑》《亚历山大》《世界十二女杰》《东洋女权萌芽小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等。赵氏在教育、法律和鼓励自强类书籍方面也翻译了颇多书籍，诸如《世界伦理史》《社会改革论》《万国教育志》《英国地方政治论》《东亚将来大势论》《最近扬子江流域大势论》《实用卫生自强法》，等等。在其翻译文中提及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讲到这个时期的翻译大家，不得不提及严复。严复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大家，是中国系统译介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他从事翻译活动正是在清朝末年外国列强大肆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大批的有识之士为寻求救国道路，走出闭关锁国的泥潭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不懈地努力和求索。同他们一样，严复也曾一度留学英国，在海军受训。但他很快发现，只是建立海军，并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重要的应该是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之后，他便开始致力于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哲学思想的译介，大量地翻译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著作，走上了以翻译西学开启民智、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翻译就这样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教育和提升民族素质的历史重任。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欧克斯的《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一批西学名著，从而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全面系统地译介入中国，及时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要求。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译文使用的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简洁的文言文，但与那些古奥的文言相比又有些白话的影子，更加通俗易懂。在句子结构上，译者放弃了英语句序中常用的主从复合句，代之以短句与分句相结合的汉语惯用句式。涉及科技术语时，译者多避免用晦涩难懂的行话而改用当时读者易于接受的通俗词语。为了实现这种通俗化，必要的时候，译者甚至生造术语：natural selection（物竞天择），politicalnature（群性），等等。这些生造词语于译者来说的确不容易，但所幸有些词语，比如“物竞天择”就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专有术语被广泛使用。

相比于严复，赵必振的翻译文不如他严谨，但是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作为最早系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革命志士，赵氏的译著内容系统深刻，影响意义深远。一方面，介绍全面，在赵必振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长广舌》中，他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社会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从正反两个方面引导读者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与同时代的翻译家和思想家相比，赵必振的政治眼光与学术洞察力是居于前列的，是具有开创性的，在新理论传播中推动思想启蒙，为国人开拓新视野，为革命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从词章上来看赵必振的译著，引进了很多表达马克思概念的词语，丰富了汉语词汇，这是一大贡献。从语言来看，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可以广泛的被大众所接受。从句段以及篇章上看，虽然译文不够流畅，结构也不够完整，但是译著数量多，而且思想内容的价值远远超过字句方面。

综上所述，赵必振的译著在近代中国翻译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的地方，而对于其不足之处，需要后人不断加以认识和探讨，做出更深刻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 结语

赵必振著述颇丰，而《赵必振文集》收录了有关他的至今所能找到的大部分著作，从文章学、文体学的视角来看此书，也可以挖掘出许多意料之外的价值。他是一位早期的民主革命者，是系统翻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也是一位国学经典的研究者。研究赵氏有关自立会的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早期民主革命者的顽强意志；研究他翻译的著作，让我们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远见与胆识；研究他的《国学概论》以及其他国学论述集，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国学大师，惊叹他的学术视野与广阔的胸怀。

对于赵必振的研究还有许多路要走，本文从文章学、文体学的视角对他的文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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