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怎样讲国学?
学科还是职业
“文史哲”曾经是一个很高雅的术语。三十年前，“文史哲不分家”既是一条当然之理，也有点儿秘传家法的味道。现在此语仍然沿用，但绝不多见，因为不大提得起来了。我过去以为文学与语言为一家，哲学与宗教为一家，史学与考古为一家，忽然一旦都分家自立，后才得知其合法依据来源于1992年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高校招生、建置院系、建硕士点博士点以及申请基金，全都由这项GB规定着。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各是一个一级学科，“文史哲”不仅一分为三，并且三分为六。后来又听有学者提议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意在使其合法与自立，那就真成“七略”了，其总体布局得无有似战国之七雄？
但现代学科分类也有趋于一致的方面，如在文学中设文化管理，史学中设文化旅游，哲学系有设在政法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内的，总之是趋近应用、趋近经济。“经济”一语肯定已不是“经邦济世”的概念了，但也不全是现代经济学科概念，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很大程度并不是出于产业的进步，而是基于人口，可谓是一种“人口经济”，人口基数这么大，决定了经济总量该有这么大。加之革命的成果还在继续释放，如土地革命之后当时那一代农民并没有落实“口分田”“世业田”，而是等到开国数十年之后由隔代政府向隔代市民出售。所以我国“经济”一语更接近于“市场”，而市场需求基于人性，“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人性的诱发实为“社会”发展的莫大动力。在此时代潮流之中，“文史哲”的进一步分化似乎就只是表象，其“职业化”“市场化”的共同点倒是无所不在的，将来的局面，得无有似秦之灭亡六国？
所以，感觉中“文史哲不分家”这一概念已逐渐成为理想。
要说“文史哲不分家”应该算是民国时代的遗产，当时的众多学者、现在通称之国学大师，几乎全是文史哲不分，甚至兼跨文理、兼通研究与创作。院系设置也是史学系、哲学系多在文学院，其“文学”的范围较宽，好像授予学位的只分文学士、理学士。只有傅斯年建立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宗旨有特殊背景，沿革到台湾，后起者只好另外组合出一个“文哲研究所”，是个特例。
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文学叫“重构”，哲学叫“合法性”，学术史叫“重写”），一面提倡国学、经学，从覆盖范围看，似是对“文史哲”的重新囊括，体现出“不分家”的精神，确乎可喜，但因时日尚浅，其究竟还难以判断。至于将来的发展，是否空存名目，或屋上架屋，名实不称，不得而知。
文、史、哲三科各有其领域。清末民初建立现代意义的文学学科，分解四部学问，大抵以集部归文学，以史部归史学，以子部归哲学。又取消经部，五经各有归属，大抵以《诗经》归文学，以《书经》《礼经》《春秋经》归史学，以《易经》归哲学。畛域既分，界限详明，迄今由来已久，弊病亦逐渐显露。
三科各有史，有文学史、哲学史，实际上在厚今薄古、重研究不重创作的情况下，古典文学即略等于文学史，古典哲学即略等于哲学史。各史均有自己的原始起点，大率同溯源于上古，概念不一，或称唐虞，或名原始社会，或名青铜时代，都独立追溯自己的最早起源则无不同。于是三科均如幽谷白杨，纤细成群，无望成为参天大树，而中国现代学术遂成为一大综合而不见汇归。《学科分类表》文、史、哲三科合计共有84个二级学科。304个三级学科，可谓“不见天地之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另一体现。
实际上现代文、史、哲三科的划分，其职业性的意义更加明显。如同设官分职，某官设多少岗位，经费多少，各有定分，归根究底更多是一个饭碗问题。不仅三科之间不得争抢，即如一科之内，讲先秦的不得自谓优于汉晋，讲唐宋的不得自谓优于元明，大家同是教授，课时之数可有长短，报酬多寡当然一律。“以不平为平，其平也不平”，于是学力之深浅，识见之高下，遂亦难于分别。既以市场论定学术，复以分工论定学者，此为我国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在低水平徘徊的一大原因。
文史哲不分家
文、史、哲三科既然各有领域，就当各有原则，领域是外在的，原则是内在的，应当更加重要。就个人体会，文史哲的区分更像是三种不同的学术角度。
《诗》言志，故文学言志。史家以良史、实录为鹄的，故史学言真。群经诸子志在大道，故哲学言道。
文学言志，志在心，为个人情感之郁结。心、志皆不可解说，不可求证于义理，不得究之于考据。“《诗》无达诂”，故文学即无达诂，类似今文学家所说“微言大义”，亦类似玄，类似禅。《诗》有兴，诗人有心有志，以一韵出之，即其情志在此，即其牵绊在此，即其不得已在此。“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亦即言为人之用心。故文学看似外扬，根本却是内学。凡为学士文人，情志之义不可少，故文学之义不可少，史学、哲学不能取而代之。
史学言真，真谓事实、真相、有据、可信，不真实即无史学可言。史学亦言褒贬，而褒贬亦不得违背真实，故真实大于善恶，亦大于一切人世观念。即史学之真实不得由于世俗已然“彻底否定”而不言，亦不得由于世俗中“影响巨大”而盛道。以成败论英雄，是之谓俗学；不以成败论英雄，此方是史学。三代之际诸侯有史，而史官不臣属于诸侯，乃臣属于天王，“虽诏于天子，无北面”（面对天子却无需站在臣位）。文学、哲学均不必负真实之责，故文学、哲学不能取史学而代之。
哲学言道，道大，道无所不在，然而不可见、不可言。不可言而勉强言之，是为哲学。故哲学介于虚实之间，而以有无概念为最高极致。史学为“历史理性”，重在客观性，哲学为思辨理性，重在逻辑性，故文学、史学不能取哲学而代之。
文、史、哲三科的关系，“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不一定把文、史、哲视为三个学科，当把三科作为三种角度看时，其间并没有很大隔阂。
文、史、哲三科本来也互相贯通。譬如说到文学，就有作家作品，但是说到文学史，就有了史学的意义。说到哲学与哲学史，亦然。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具有“通古今，知久远”的意义。史大，一切学术都出于史，一切事物都终将成为历史。譬如文学中有“文以载道”与“文学自觉”的辩题，其实道无所不在，而万事万物皆须载道，史学、哲学亦须载道。此“道”必是哲学上之道，即天地万物一整体，事物如果离开此一整体即不成其为物，故知世间万事万物皆为一大关联而存在。于此便显出哲学思辨之作用。今日学界往往惯闻国土统一的观念，又时时溯源上古文明，又例能辨析无极、太极、理、气各范畴，但却不能将三者合为一气。“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苟能知此，即可回归“文史哲不分家”传统。
通往国学之路
“国学”概念先已起于民国，中间废弃，近年重提，引起热烈讨论。说者拘执其名，遮蔽其义，自民国时业已如此。如说“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曹伯韩），“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许啸天）。温和者谓“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朱自清），甚者径称“乌烟瘴气的国学”（何炳松），“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毛子水），及“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曹聚仁）。见识如钱穆先生，亦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所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名实相应，本为经学中一大要领，循名责义，亦可设为学术中一大准则，惟不可拘泥过度。名称后起不等于事实不成立。除计划中预知的以外，事物往往都是发生在前，称谓在后。小到人名，大到国名，莫不如此，故虽然名词后起，亦不妨事实成立且相当持久。真正的、纯粹的、绝对的、整体的、最完备、最健全的事物，本就无名。“无名，天地始”，“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为最大的名即无称谓可加，故即使无名亦不妨事物之实存，而真正不可企及的最高境界乃是无名。民国间不仅有国学，亦有国文、国史，迄今有国旗、国歌，不得单责国学“不合逻辑”。
日本江户时代即有“国学”、“国文学”、“国史”、“内国史”、“本国史”，其“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何炳松质疑，“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这里也可能反问，谁让外国没有其本国学了？我们没有的，何以外国也有了？外国有的，我们也都有了么？
故尝试论之，以时势而言，“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以与西洋学术相区别；以群学门类而言，“国学”即是国家学术，以与民间、世俗、社会、地域相区别；以核心特质而言，“国学”即是经史之学、王官之学、三代之学，以与诸子、集部、百家言相区别。
经学是一个特定门类
民国初学者对经学的讨论亦从名称的训诂开始。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说：“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章太炎《经学略说》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线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此在文字学上可谓不错，但在解释“经学”上可说完全走错了方向，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盖因我国学术术语历久升华，早有特殊含义，不能全凭字训。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试问世上有何种学问能替代其作用？
经学如同楚辞，原有时代限定。经学只是三代之学。经学在三代，本无经学之名，却是真经学；在汉晋以下，有经学之名，却已失其本真。此意古人早有言之，所谓“六经皆先王之陈迹”（庄子）、“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王阳明），而史学貌似言古，其实通变，六经之中的《易经》更是专讲变易之道，所以今人尽可不必再以复古守旧责备经学、国学。
要之，经学不可复，而经学之精神可存；三代之学不可复，而三代之寄托可存；王官之学不可复，而王官之祈向可存。
北京大学学海社部分首届成员合影
国学的定义
“国学”是“本国学”的简称。没有国学，何来国家？国学是国家学术。国学也是开国、立国、建国、治国、保国的学问。
古人所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人之五常，无非立国之学。古人所习《诗》《书》《礼》《乐》六艺，与诸子百家之群言，无非治国之学。古人所言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士农工商，国之石民，而各守其业，无非保国之学也。《周书·梓材》“王惟德用，子子孙孙永保民”，《汉书》仲山甫鼎“子子孙孙永保用”，《国语》“心率旧典”，《左传》“其敢废旧典”，凡此皆为保国之学。古人所学，为己为人，群经，百国春秋，诸子小说，下至骚赋，所言无非治道。以国学读之，皆可以为致治之洪范。以俗学读之，乃皆不免为“市道”。（章太炎《菿汉雅言》：“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征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
武王伐纣，至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还师复归。楚庄王伐陆浑，至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历代盛衰，各有其时，古史往往记载“汉德虽衰，天命未改”、“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宋室偏安，天命未改”。夫大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历代都有奉天顺时、承运迭兴的教训，是为有效的开国之道。
陆贾时时称《诗》《书》，汉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商鞅称道周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尚让，取之以力，持之以义”。殷周、秦汉之际，都有武取文守、逆取顺守的立场转变，是为有效的立国之道。
曹参为齐丞相，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接替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为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斥去之，实现文景之治。时当建国初期，历朝都有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策略，不到折腾的时候就不折腾，是为有效的建国之道。
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大臣。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故汉武帝及昭宣元成数代，都有阳儒阴法、儒表法里的分层经验，以法家之严察管理中层官吏，以儒家之温情管理下层百姓，是为有效的治国之道。
战国间齐湣王攻楚，辟地千里，尺寸之地无得，最终肥了韩魏。范雎献策秦昭王，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秦国大胜，平定六国，兼有天下。唐兴，“蛮夷更盛衰”，突厥、吐蕃、回鹘、南昭与唐朝更相立于世，“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故历代都有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是为有效的保国之道。
是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五大经验，亦即国学运用的五大定律。
